人还没踏上北京的土地,懂王的对华态度已悄然转向。这场未赴之约背后,是美国对东大实力的重新认知,更是全球格局中力量天平的微妙倾斜。而东大同步抛出的3440亿重磅投入,不仅让荷兰ASML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,更向世界宣告了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的坚定决心。
自懂王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,其对华政策的转变堪称戏剧性。上台初期,他延续了一贯的“美国优先”论调,频繁将“对华贸易逆差”挂在嘴边,甚至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归咎于东大。在公开演讲中,他曾多次宣称“东大夺走了美国的工作”,并扬言要通过加征关税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。彼时的懂王团队坚信,只要挥舞关税大棒,就能迫使东大在贸易谈判中让步——毕竟,在他们的固有认知里,东大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出口,一旦失去美国市场,东大将不堪一击。
于是,新一轮贸易战骤然打响。美国先后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东大商品加征关税,涉及电子设备、机械制造、纺织等多个领域。然而,东大的反应却超出了懂王的预期。从针对性反制美国农产品、能源产品,到加速推进“双循环”战略,东大不仅顶住了关税压力,更在关键领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。数据显示,2024年东大对美出口额虽短期承压,但全年外贸总额仍逆势增长,对东盟、欧洲等市场的出口占比持续提升,有效对冲了美国市场的波动。与此同时,美国国内却陷入混乱:大豆种植户因东大减少进口而损失惨重,汽车制造商因零部件关税上涨被迫涨价,消费者则面临日常商品价格飙升的压力。
这场博弈让懂王逐渐意识到,“对华讹诈”早已行不通。东大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对手,而是拥有完整工业体系、庞大内需市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大国。更让懂王团队焦虑的是,美国企业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——苹果、特斯拉等巨头纷纷警告,持续的贸易摩擦将损害其在华利益,甚至威胁将生产线迁出美国。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,懂王急需一份“政绩”稳住支持率,而与东大达成贸易协议,成了最现实的选择。
因此,我们看到了懂王近期的“软调”:他不再公开指责东大“操纵汇率”,也不再将贸易逆差视为“国耻”,反而在多个场合暗示“中美可以达成公平协议”。这种转变并非出于善意,而是美国在现实压力下的策略调整。正如美国前商务部官员戴维・史迪威所言:“懂王的算盘很简单——与其两败俱伤,不如争取一份能让他宣称‘胜利’的协议,哪怕这份协议对东大更有利。”
懂王态度的软化,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可能出现历史性转折。与2018年那场充满单边主义色彩的谈判不同,此次双方或将站在更平等的位置上,聚焦“互利共赢”而非“单方面妥协”。
在贸易谈判之外,东大的另一个动作引发了全球关注。日本媒体近期以“东大能造出自己的ASML吗?”为题,密集报道东大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巨额投入。这背后,是东大打破技术垄断、实现高端芯片自主可控的战略决心。
光刻机被称为“芯片制造皇冠上的明珠”,其技术复杂度堪称现代工业的巅峰。一台先进的EUV光刻机包含超过10万个零部件,涉及光学、机械、精密控制等多个尖端领域,需要全球数百家供应商协同合作才能完成。荷兰ASML公司凭借数十年的技术积累,在EUV光刻机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,甚至连美国、日本都无法完全自主生产。这种垄断直接卡住了全球芯片产业的脖子——2023年,ASML仅生产了60台EUV光刻机,且优先供应给美国和其盟友企业,东大企业想要获得设备,不仅要支付数亿美元的天价,还要接受诸多附加条件。
面对这种困境,东大选择了“正面突围”。2024年5月,东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(简称“大基金三期”)正式启动,注册资本高达3440亿元。这笔资金并非“撒胡椒面”式的分散投入,而是精准聚焦于芯片制造的核心环节:光刻机研发、光刻胶材料、精密零部件生产等。据业内人士透露,其中至少有1000亿元将直接用于支持上海微电子、合肥长鑫等企业的光刻机技术攻关。
东大的决心并非凭空而来。近年来,国内在光刻技术领域已取得一系列突破:上海微电子成功研制出90nm制程的光刻机,打破了ASML在中低端市场的垄断;中科院在极紫外光源技术上取得进展,为EUV光刻机研发奠定了基础;多家企业联合攻关,实现了光刻胶等关键材料的国产化替代。这些进步虽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差距,但已让ASML感受到了压力。ASML首席执行官温宁克在近期财报会上坦言:“东大企业的进步速度超出预期,我们必须加快技术迭代才能保持领先。”
日本芯片行业对东大的突破尤为警惕。一名不愿具名的日本芯片设备供应商高管警告:“一旦东大掌握自主光刻机技术,全球芯片设备市场的格局将被改写。东大企业可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设备,这会给ASML、东京电子等企业带来巨大竞争压力。”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——东大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,2023年芯片进口额超过4000亿美元。一旦实现自主供应,不仅能节省巨额外汇,还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,进而重塑全球芯片产业链。
关于“东大能否取代ASML”的讨论,本质上是对技术突破周期的判断。ASML的垄断地位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过了30多年的积累:从1984年成立初期的举步维艰,到1997年并购美国SVG公司掌握核心技术,再到2010年推出第一台EUV光刻机,ASML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技术攻坚和全球资源整合。东大要实现超越,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但东大的优势在于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体制优势。在大基金三期的支持下,国内企业可以绕过“重复研发”的弯路,集中资源突破关键瓶颈。例如,上海微电子与中科院光电所、清华大学等机构建立了联合实验室,将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与企业的工程化能力相结合,加速技术转化。这种“产学研用”协同模式,正是东大在高铁、5G等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经验。
老罗认为,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实力的较量。无论是贸易谈判中的平等地位,还是技术领域的突破,都源于东大综合国力的提升。
在全球化时代,没有任何国家能单靠“讹诈”或“垄断”长期维持优势。美国的贸易战未能打垮东大,反而暴露了自身产业的脆弱性;ASML的技术垄断虽能一时获利,但也倒逼东大加速自主研发。这种“压力变动力”的逻辑,正是东大发展的重要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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